小记恩隆
王哲士
一
我常常思忖，假如我善丹青，假如给恩隆同志画一幅肖像，该从哪里下笔呢？
——单薄的身材，黝黑的肤色，普通的穿着，给人以朴实无华的感觉；
——严肃的面孔，淡定的心态，睿智的谈吐，给你以温文尔雅的印象；
——一头至老不衰的铮铮乌发，仿佛是他倔强生命的张扬；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是智者的慧眼，也是思想者的犀光；
——薄而收紧的嘴唇，传递着沉默和坚守的性格。
他的精气神在哪里？要我看，那就是一派勤朴肃毅之气。意在笔先，情蕴其中，只须“减笔泼墨，遗貌取神”，一位鲜活的恩隆就会再现眼前。
二
认识恩隆同志前，他已经是县委办公室主任，而我却是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那时适逢三年困难时期，我因受累于家庭，参军未果，毕业分配受挫，一时前景茫然，顾盼无助，几经辗转，勉强有一碗饭吃。正在苦闷彷徨之际，一纸调令改变了我的现状。
这是1965年岁末的一天，上级突然调我到县委办公室工作。事前一无所知、事中惊愕惶恐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县委办公室报到，给我谈话的就是毛恩隆——一位只闻其名，不识其人的“大人物”。看上去他人很精干，也很严肃，三言两语就例行完组织谈话，没有官腔，没有示好，那句掷地有声的话至今仍在耳傍回响：“把工作做好！”
因为这一调动，使我踏进了从政之门，因为这句话，叫我铭记了一辈子。一个毛头后生，在不具备当时用人的政治标准的情形下，突然走进一个县的神经中枢的办事机构，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外，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信任——因为我在我们同学中是第一位进入政界工作的。
恩隆同志对人对事极其严谨。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事，戏说他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有两件小事，至今记忆犹新。刚到办公室，恩隆同志让我写几篇小稿子，他虽没有明说，其实我心里明白：意在考察。因为我有过县报社的工作经历，满以为轻车熟路，不以为然。谁知，几篇稿子都不中他意，给退了回来。再写，仍不如意。我是越写越糊涂，他却越来越严厉，竟至于把稿件摔在一边“送客”。有一篇七百字的稿件，竟写了七遍才勉强通过。我想，我在报社也算是能写得了文章的，到了县委反而连一篇小小的稿子都应付不了，领导不看好，自己没能耐，就失去了自信，产生了“庙堂”太高，不如离去的念头。好在，这样的情况随着他的耐心引导，我的努力适应渐渐好转，不久，恩隆同志把主办《县委通讯》和全县通讯报道工作交给我。我这才明白，他是要给我搁担子，故有恨铁不成钢之举。
恩隆同志敏于行而讷于言。敏于行，不仅走路大步流星，做事更是风风火火，惟其如此，注定了工作的高节奏、高效率，注定了对下属过高过严的要求。在他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我总觉得跟不上趟。再加沟通较少，有时不免产生敬而远之的距离感。1966年春，我随恩隆同志去《山西日报》社送稿。那是报社约写的一篇很有份量的稿子。我们住在日报社招待所，天天写，天天改，他给人家不好复命，我给他不好交稿。我努尽力气总是达不到他的要求，因而总是看不上他的好脸色。可以想见，为了工作，他是如何地尽职。我虽然能理解他的心情，但一时难以顺情适意。因为自己毕竟还是一块不成大器的“生铁”，或者说是一块粗糙的“毛铁”，我也想尽快变成一块好“钢”，但是需要时间，需要磨练。从此，我下决心刻苦磨砺，以求尽快适应他的工作节奏。
恩隆同志性格内向，不喜言谈，至少在下级面前是这样。一旦处得时间长了，透过表象不难看出他的藏愚守拙，这应是他的一大优点。在机关，我住他隔壁，可谓是近邻。可是彼此走动的并不多。没有事，我一般不去他的办公室，他也很少来我办公室。因为我也性格内向，少言寡语，故而上下级之间公事公办，私事少谈。说到这里，又想起那次送稿的事。我们同住一个房间，从近邻变成同室，与顶头上司同住一屋，不用说有多别扭。果然，他少言，我寡语，除了商量写稿几乎没有别的交流。有次去看省歌舞团演出，晚上公共汽车停开，只能以步代车。从并州路到柳巷的长风剧院不下十里路。他大步流星前行，我大步流星紧跟，一路上，只听见两人脚步的沓沓声，却听不见两人的说话声。到了剧院，时间尚早，门不开，只能坐在戏院外面的台阶上休息。他吸他的烟，我想我的心思，照旧是默默无语。第一次观看省级剧团演出，不用说有多兴奋。我相信，艺术家们圆润的歌喉，优美的舞姿，不仅给我，同样也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虽说那样，两人谁也没有喜形于色，把这种难得的艺术享受深深埋在心里。演出结束，我们徒步原路返回，依旧是默默无语，依旧是脚步沓沓。好在后来，我们的心血没有白费，见报时，四五千字的长文，还配发了编者按语，产生过不小影响。我知道，这主要是他的心血。没有他的第一手材料，没有他的独到见地，没有他的扎实功底，就没有这篇文章的面世。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我的名字竟与他的名字赫然并列于文章之末，一时间，铭谢和成就感荡漾心头。但我很快冷静下来，因为理智告诉我，这种成就感的获得，并非我实至名归，而是来自恩隆同志对下属的帮扶和提携，来自那种助人不言的内蕴秉性。
我在恩隆同志身边只工作了一个年头，“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这种关系，但却没有中断彼此的情缘。“文革”中他受到大冲击，我受到小株连，我们都有幸获得造么派开设的“帽子工厂”恩赐的几顶时髦帽子。在高压之下，他不得不违心地给他的领导张贴大字报，我也不得不违心地给他张贴大字报。不过，我的大字报的内容不涉及政治，只是生活琐事而已。尽管这样，我一直抱愧在心。那是“文革”中的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他无官一身轻，我无事一身闲，两位沉默寡言的人终于有缘作了此生第一次长谈。话匣子一经打开，犹如决堤之水滔滔不绝。记得我曾谈到他的冷面，他的寡言，令下级敬而远之的威严。他笑说：“其实我也知道自己的毛病，一忙起来，就忘了别人的感受。当改，当改”。我又解释了给他贴大字报是别人写下让我签名的经过。他说：“那是什么事嘛，我也给我的领导贴过，时过境迁，当一笑了之啊！”
我和恩隆同志，算不得深交，但算得上知心。说深交，相识几十年，走动并不是很多，我从没有给他送过礼物，也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事情，没有请他吃过饭，没有用他手中的权给我或我的亲友办过什么事。以我同他长期相处体验所得，我的涉足政界，那是他对人才的悯惜，既无裙带之谊，更无功利之嫌。我说过，我的工作调整，事前我不知，事后未酬谢；他事前没打招呼，事后也没示好。不难看出，他对我的了解胜过言语，反过来，我对他的信任胜过礼数。我们之间，没有客套，不讲究礼尚往来，只是彼此对对方了解、信任而已，而信任就是知心。在极左岁月，一切事物均要经有色眼睛过滤，像我这样一位“根不正苗不红”的小人物，能走进县委办公室，实属意外，故而引起某些“根正苗红”之士的嫉妒，“文革”动乱中有人就此责难恩隆同志就不足为怪了。当初，我并没有想过从政，是恩隆同志给了我这样一个机遇。尽管他只给了我这样一个机遇，尽管我的升迁没有发生在他的任内，但是，是他使我踏进曾经令我望而生畏的门槛，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他的有胆有识，他的不避物议，使我感动至今。每念及此，总是心存感激。
他是我的领导、师长，也是我的知心朋友。我与恩隆同志的爱人王毛毛是初中同班同学。我从没有通过同学关系走他的门子，他也没有因为我是他爱人的同学而偏袒我，一切在公事公办、心照不宣的相处中淡淡而过。随着他的职务不断升迁，我除了仰望他的进步，便是暗暗为他祝福，并不因他的高就而趋奉。相反，走动的比以前更少了。原因是他位高事繁，不便打搅。我虽在官场，但懒于走动。“不便”和“懒于”的结果，自然走动就少。谁知，日久不见，一旦有机会谋面，恩隆同志总是用新奇和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我，显得格外热情。有时遇到饭时，他总会留我吃饭，我也不客气地蹭一顿他夫人的厨艺。记得那是他任地委组织部部长后，有次我去地区开会，会毕，去他家探望，他非要留我用饭，并破例要与我喝酒，还说最好再叫一两位我的同学。于是我叫来时任地区医药局副局长的王海清，一块陪恩隆同志尽兴。酒过三巡，有人来找，雅兴冲淡，这酒就喝不下去了。王毛毛说，他总是这样忙，常常是饭刚到口，便有人来谈工作，他的饭总是食不甘味。我想起了“一饭三吐哺”的典故，拿来用在他身上可得其宜？在我的记忆中，他从不用酒，今天怎么有了此等雅兴？王毛毛说：“他见了你高兴。”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人与人何为知心，何为真情？生活小插曲，往往能折射出人性闪光点。
让我把拙笔再回到隰县，回到当年我们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时光。在县委大院，恩隆同志的敬业精神有目共睹，而他的嗜烟无疑也是屈指可数。他工作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吸烟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工作不止，吸烟不息。一天能吸几包，有时连他自己也说不清。那时，还没有过滤嘴烟，《凤凰》烟、《牡丹》烟就是高档烟。他工资不高，只能抽廉价烟。他一边写材料，一边抽烟，写一天就抽一天。抽过的烟头又舍不得扔，便把它接到烟卷上，周而复始，一天抽多少烟，就能接多少个烟头。他接烟头的本事无人可比，不用注目，无须费力，只须指头轻轻捻动，便新旧衔接成一体。虽说是办公室主任，连烟灰缸也没有，有了烟灰，就在墙上抹，时间一长，墙壁上竟被抹下了一个黑窟窿。
在隰县，他是当之无愧的“大笔杆”。当然，在临汾市，他同样是领导干部中不可多得的秀才。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便是进过高等学府，殊不知他仅仅读过几年村学。“寒门出贵子”用在他身上，可谓用得其宜。他知道，先天不足后天补，“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而欲达到这种境界，就要比别人付出许多。他的上进不仅表现在写作上，更重要的表现在谋略上，他的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实践的精神，使他的领导水平总处在一个与时俱进的状态。在隰县工作时的两山治理、林业建设和帮战友活动，都因具有独创性而受到上级表彰。在地委组织部长任上，又因“十百千”活动而受到中组部的嘉奖。由此，我又想到他的嗜烟来。当年办公室主任任上，四处收集、苦苦耕耘出来的一件件妙文佳章，是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艰苦梳理过程，也是他心血和汗水付出的长期积累。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材料不通纸烟熏”。殊不知，吸烟并不能帮助思维，那只是一种习惯和辞头而已。要知道，寒门出身的恩隆同志，他的较高的写作水平和工作能力，是靠自己的深入实践，是靠自己的勤奋好学，是靠自己的殚思竭虑得来的。曾记得，为了戒烟，他想了不少办法。有人说吃糖能行，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糖；有人说磕瓜子能戒烟，他的桌子上总是摆放着瓜子，还有戒烟香烟，戒烟茶，等等，能派上用场的办法都用上，就是戒不了那情有独钟的袅袅青烟。因为他的追求完美，过度疲劳而影响到健康，又因为他嗜烟难禁，摧残了身体。到晚年，早已脱离烟民之列且身体早衰的他，对一生嗜烟后悔莫及，但对献身工作却报以欣慰。就是这种“欣慰”，使这位只有小学程度的他成为全县乃至全市领导干部中的大笔杆和有水平有见地的好领导。
别看恩隆不苟言笑，骨子里心慈手软，好人一个。我们这些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有一种默契，表现在对他的称呼上。比方我到他家里，极少称他毛书记，或毛部长，感到那样生分。背地里，我们惯于称他“老毛”，有时甚至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程度，只剩下单姓“毛”。比如说“毛”说了，或者“毛”如何如何，等等。他不会不知道大家这样的称呼，大家乐意这样称呼他，他也默认这个事实，这是一种老相识之间的默契，或者说是不经意之间形成的言谈习惯。
在我们的交往中，有这么两件事常常萦绕在心，至今想起来不免愧疚。一件是某年县上准备换届，时任县革委会主任的他，即将改任县长。有人透露说县上要调我任政府办主任，我得知后惴惴不安。因为我有过长时间办公室工作的经历，深知自己性情呆板，不善周旋，不宜担当。同时也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深知高处不胜寒。总想找恩隆同志说说，但一直没有机会。一天，有幸与恩隆同志负暄闲聊，顺便问起，他说有这个意思。我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笑着说：“看看，我有心而你无意，是我一厢情愿了？”虽是幽默之语，却令我尴尬和不安。我忙说：“岂敢岂敢，既是上边的说了，哪有不从之理。只是我这人生性懒散，恐怕难以胜任”。事过，我有一次较长时间的出差，等我回来，情况发生变化，他担任了县委书记，当然去政府办工作的事也就不了了之，我在祝福他的同时，不免有一种解脱感。后来他又征求我的意见，问愿不愿意去县委办当个副职。那时，县委办的门槛很高，即使是副职，也视为提拔，为一般人仰慕。我说，我性懒手拙，恐不适应，你就另找高手吧。果真，恩隆同志尊重了我的意见。另一次是在他退休之后，适逢县上换届完毕，我也退了下来。他回到隰县，问我退下来准备做甚。我说了我的想法后，他说，他新近担任了市老龄学会会长闲职，看我能不能在其中做点工作。我说：我之所以提前一届退下来，主要是想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至于社会职务最好免了吧。如果以后有功夫，给老龄学会写点东西，还是可以的。恩隆同志表示理解，此事又不了了之。对于恩隆同志的理解，我内心感激之余，就是无言的愧疚。我总想着该为一位关心过自己的老人做点什么，但人微言轻，帮不了什么忙。即使在他走到生命的尽头，我都没有来得及侍奉病榻，铸成终生遗憾。
回想起来，我曾经在十来位县委书记身边工作过，其中有三位书记感念至今，那就是王学厚，毛恩隆，高光挺。他们对我有知遇之恩，那是一种建立在信赖和公慎的基础上，而不是功利和私情的拉扯中。我的成长与进步，与他们的提携和教诲分不开。我曾经和光挺同志谈起这些往事。他感叹地说：“那时，人与人之间单纯实信。”他说这话我深有感悟。王学厚如此，高光挺如此，毛恩隆如此。我受他们影响，在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中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尽管做得还很不够。
如今，斯人已去，旧情难忘。用两句话形容，那就是“人淡如菊”，“人贵相知”。前者说他的人品，后者说两人的交往。看似生活琐事，在我来说并不以小事看小。诚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恩隆同志身上也有弱点，也不无微词。但看一个人，不应以小恶弃人之大美。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恩隆同志，这就是我与他的君子之交。
2010年6月6日
——选自《深情忆恩隆》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