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近十人自杀 江苏黄桥“打会”崩盘记

江苏黄桥“打会”崩盘：近十人自杀 如死城一般2010年09月26日 23:39《新世纪》-财新网
对“打会”趋之若鹜的黄桥人视之为致富捷径，却没料到失控后血本无归，最终变成一场噩梦
□ 本刊见习记者 田林 | 文
9月18日是黄桥战役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名地——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本应迎来它一年一度的隆重日子——“黄桥烧饼节”。黄桥镇的大街上一副迎中秋的景致，随处可见谈意正浓的民众与新装修的商铺。
然而，今年的烧饼节已经延后至10月1日，地点也改到了泰兴市。黄桥平静的表面下，是尚未恢复的可怕伤疤。
今年入夏以来爆发的“打会”崩盘潮，几乎伤及黄桥的家家户户。
“打会”在苏北大镇黄桥的历史悠久，这种金融“互助会”一般由发起人(会头)邀请(请会)亲友若干人(会员或会脚)参加(应会)。并约定时间按期开会缴纳会金(行会)，并将每次募集的金额轮流交付一名会员使用。有机会先用钱的会员，亦即得会者，要向其他未曾得会者付息。
这是江浙一带典型的民间金融形式，但在黄桥，近年来逐渐变质。在方圆175.95平方公里、人口19.12万人的黄桥镇，有上千个会头。据本刊记者在当地多位采访对象的估计，在黄桥镇，打会募集的资金高达30亿元，参与打会的人接近95%。而当地国民生产总值在2007年不到15亿元。
刘慧民原是一名修自行车师傅，他初期收益于“打会”的便利，募集到资金开了一家鞋厂，后来直接做起了“打会”的生意，并给他的店面安了一个时尚的名字“理财公司”。
8月15日，刘慧民“麻雀变凤凰”的生活骤然转变。他因涉嫌非法集资被警方带走，现有资产难以清偿所发起组织“打会”欠下的巨债。
这样的例子在黄桥已经不在少数。目前，还有100多个会头潜逃在外，自杀案亦超过十起，讨债引起的骚乱一度此起彼伏。
本刊记者从当地获悉，黄桥镇政府已经介入“打会”之事，但至今未有公开的说法。本刊记者屡次拨打黄桥镇政府的电话，但有关人士均表示有关领导正在开会，不方便应答。
目前处置“打会”的工作，主要是当地的公安经侦大队在执行。“主要是让镇上不出乱子，稳定局面。”当地的张老板告诉本刊记者。
打会变迁
大学毕业后在泰兴市工作的“80后”李先生是本地人。他向本刊记者表示，“‘打会’是百年传统，我爷爷奶奶开始已经‘打会’。还是自己熟悉的人比较放心。”
最原始、简单的“打会”，主要是行彼此资金融通之便，赚钱不是首要目的，先得会者相应付出的利息就高。
发起“打会”的会头具有特殊地位，一般有一定经济实力，社会关系良好，他负责召集、联络会员、收账和记账，及发钱给会员。
应会头召集，同意参加“打会”，叫应会。每次开会会员都要拿出一定的资金，然后集中起来通过标子(承诺偿付的利息)的高低来竞争这笔资金的使用权。运行期间，前面得过标的人在下一次开会前要还回全额资金，未得过标的人，只需拿出扣除利息部分的资金即可。
与现代金融制度的区别在于，这种民间的制度建立在亲戚朋友的信用基础上，监管与法规在这个空间里缺席。
在上世纪90年代末，黄桥出现了新的“打会”形式——“付出会”，与初期“互助会”的变化在于，“付出会”将会上筹集的资金投到生产及商业运作当中，用于购置门面、机器，置办产业。此时，会金由几十元增至几百元，人数也由几人变成了十人。标子要比“互助会”时高。彼时，“互助会”亦转变成一个资金掮客，得会者或自己需要钱，或贷给其他需要钱的企业，收取更高的利息，从中赚取差价。
所谓的“以会养会”也出现了。即得会后将资金拿到另一个会上参与行会，获得更高的利息。
层层加码之后，高利贷也屡见不鲜。当地的丁姓老板，就是在那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个会头。他坦言，尽管法律合同上利息会超过法定利率的4倍，但放高利贷者一般在借条上开的是另外一个金额。举例说，他以10%的利息借别人100万元，在欠条上只会写某人欠其110万元，并不将利息分开注明.
虚假的繁荣
从2008年下半年起，黄桥“打会”的“造富”效应开始出现白热化，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资金已经不再投入到任何生产，而是进入“以会炒会”，有钱就消费的阶段。请会规模甚至已到百万元级别。而每个会的人数迅速膨胀至100人以上。标子亦到了非理性的金额，100元的会的标子由20元、25元，发展到50元。
不劳而获的诱惑，使炒会铺天盖地般地浸入到黄桥几乎每一个角落。
“现在你筹到了钱，明天A有会，B也有会，你都入，袋子里没钱了。那怎么办，只有到会头家里请会，标子一高，钱就给你了。”丁老板解释道。得钱的人继续入金额更高的会，以得首会。许多人都已经放弃原来的主业，专职炒会。有人甚至用房子抵押了贷款来炒会。
“黄桥文具店里卖的最好的是点钞机。一家四口炒会，每个人几个会，人手一台。”一位当地人称。
丁老板的手腕上至今仍挂着一条1.5厘米宽的金链。“去年金链子都是按斤算的。”他回忆说。
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多位当地百姓均表示，在享受虚拟富裕的过程中，很多人已经无暇估计得会的钱怎么还，有的人已经按捺不住地花钱，而要有钱花的惟一来源就是再跑到会头那里请会，开出很高的标子得会。这就如同不停地增开更高额度的信用卡以还上一张信用卡，从而无止境地消费下去。
受此影响，当地汽车经销、房地产以及服装、餐厅、美容、健身、酒店等一度异常火爆。很难想象，在一个只有一个井字形的商业街的小镇上，会呈现比京城更拥堵的街道与熙攘的人群。 
当地汽修店的王老板向本刊记者回忆道，2009年，他发现黄桥的生意越来越好，觉得应该投入些资金扩大经营，因而他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间分别请了两次10万元的会。
购置物业、车、房也成为有良好稳定现金流的一种标志。很多想成为会头的人，通过购置这些资产来充门面。随之而来，小镇黄桥的房价亦翻番至每平方米4000元。王老板估计，仅2010年上半年，黄桥镇的60万元左右的宝马汽车新增数量达到十几辆。
“倒会”之殇
骗局的崩塌，却也只在一夜之间。
多位当地人事后回想，大约在2010年7月，几个大会头联手倒会，导致了泡沫的全面坍塌。所谓联手倒会，就是几个规模几千万元的“打会”共同约定从某一天开始不再给付资金。打大会的很多又是小会会头，或者是小会得钱的人，在到期无法兑现。不到一个月时间，黄桥的打会就全倒了。
会头与会员之间往往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之间编制着循环债务链。如上述“80后”李先生的会头，是当地一个经营茶叶的女老板，在高额还款的压力下，喝洁厕精在家中自杀。其夫闻讯后，赶回家中，但当时债主已将其家团团围住而不得入。其夫只好与众人签下协议，承诺向大会头讨完债后，立刻将资金归还小会民。
其夫于是赶去大会头家，并称若不立即还款，则将尸体停放在门口。最终，其夫共获还款200万元，但他选择即刻卷款潜逃外地。
据当地民间不完全统计，因倒会而自杀者近10人。1000多个会头中，100多个会头在外潜逃。据当地人回忆，7月23日至7月26日，黄桥街头几乎全是讨债的人群，商店也几乎都关闭，原来热闹的“打会”场所，一夜之间封停。
以物抵债成为当地的主要还款方式。一家大会头——明丰理财公司已将其所有物业用于偿债。和黄桥烧饼一样出名的是黄桥美味鲜酒楼，如今冷冷清清。一位当地人说，这家店的品牌已经转让给了“黄桥怪味鲜”的老板。石桥路上有一家黄桥最大的健身房，老板初接此物业的时候，还心里庆幸觉得是一笔不错的还款。可不到一个月，不得不歇业。只因以前的顾客多是会头，倒会后不再光顾，教练也走了。
饭店的老板称，买菜的时候，卖家旁边就有讨债的人站着，交易完毕钱就被收走了。
“骚乱此起彼伏。”当地人脉颇广的张老板告诉本刊记者。用什么方法讨债，讨了多少，会头的去向，成了百姓之间热议的话题。愤怒而悲伤的民众，跑到了大部分会头居住地——华润庄园，挂上红底黄字的横幅“勤劳致富光荣、不劳而获可耻”，在夜色中，显得苍白而讽刺。
最终，在公安干警多次到现场维持秩序后，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一对一的签下白条，并列下9月开始的还款协议与计划。“公安定下了新规定：不许打人，不许绑架。会头们也变成老油条，白天睡觉，晚上陪上门讨债的人静坐。”张老板说。
溪桥，是从泰兴到黄桥途经的一个地名，后合并入黄桥。8月13日，小镇上收到消息，泰兴的领导将赴溪桥指导工作，打算召集黄桥的大中小会头，到溪桥原镇政府所在地“培训”，指导他们如何还钱，只有会头还了钱才能停止“培训”。然而，事情最终没有下文。前述汽修店王老板，是夹在中间的中小会头的代表。老板娘一听到“打会”二字，说着说着便流下眼泪。
8月，黄桥如死城一般。
谁之过
在事后看来，“打会”发生恶变，并非毫无预兆。
今年1月8日，黄桥镇政府已发文将“打会”定性为非法集资。
公告称，“近年来，黄桥的‘打会’已严重变质。许多‘会头’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用短期兑现的方式，开始先按时足额兑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然后‘拆东墙补西墙’，用后集资人的钱兑付先前的本息，这就是‘会头’不断请新的‘会’和发展新的‘会员’的原因所在，等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黄桥的‘打会’大多已逐步演变成以‘打会’为幌子的非法集资。”
街上开始贴了一些横幅，也有宣传车开过广而告之：“打会”是非法集资。
多位受访人士均表示当时有些不以为然，参与“打会”的人几乎占黄桥人口95%，黄桥100多年前就有这种传统，怎么会成了非法活动？况且，“打会”的人当中也有政府的公务员、公安等人士，即使他们不直接参与，配偶也有参与的。而且“打会”是不会倒的，因为倒了经济就会衰退，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
于是，在2010年春节期间短暂停歇后，“打会”又开始全面铺开了。
本刊记者从泰兴一家银行人士得到的消息称，直到今年5月，各行才对黄桥地区的贷款风险进一步加强控制，但非全面禁止。
江苏省银监局一位负责人向本刊记者坦言，黄桥“打会”并没有冲击正常的银行体系，因为“打会”的大部分资金依然存在银行，所以很难从银行端察觉蛛丝马迹。银监局对民间的这些“理财公司”并无监管义务。而小额贷款公司也仅由地方政府管辖，其实就是只受工商登记的约束。
黄桥在炒会阶段热闹涌现的一些名为“小额贷款公司”或者“投资理财公司”等机构，并不规范。据当地人介绍，泰兴市致富会计咨询服务公司和泰兴市明丰理财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两个最大的据点。但本刊记者查证，事实上在众多的小额贷款、理财公司当中，只有泰兴市明丰理财有限公司和江苏源兴投资理财有限公司有工商资料，泰兴市致富会计咨询服务公司和另一家较大的泰兴市天脉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均没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过。
尽管“打会”的悲剧在黄桥及周边被炒得沸沸扬扬，江苏省金融办的有关人士表示，对“黄桥打会”之事是头一次听说，不知情。泰兴市负责金融事务的是发改委，本刊记者后致电得到的答复是，听说民间说法，但并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文件和相关通知。
“一般当地政府对‘打会’这种现象不闻不问。出了问题，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时，才不得不出来‘维稳’，但也仅此而已，抚平不了社会的伤疤。”江苏银监局人士表示。
乡民愚贪固然值得反思，但黄桥“打会”的教训应不止于此。民间资本通过互助性质的筹资，是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正规金融机构的职责何在？另一方面，政府是否有职责又该如何防止正常的民间金融走向大规模的恶变？
本刊记者杨彬彬、实习记者赵蕾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