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书院

张瑞元

丝尽春犹在，烛化意更稠。

板上种桃李，硕果满隰州。

这是私塾书院门生借诗誉师的一曲，也是千百年来，隰州教育的鲜活写生。谁能说清，在这块园地里，有多少老师呕心沥血、栽桃育李，又有多少学生悬梁刺股、面壁破壁？

私塾书院淡出我们的视线已经很久了，现在的年轻人对它已经有些陌生。但作为中国传统教育机构，它的历史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的。数百年来，一代又一代隰州人，为家乡进步、国家富强，始终把教育放在心上，文脉相承、薪火相传，才形成隰州历久弥新的文化底蕴。

私塾，也叫私学、民学、书馆，或学堂。私塾大多由读书人、秀才等私人开办，由教书人在自宅设立，入学者多系六岁至八岁孩童，由学生缴交束脩。富家门第则独力延师授课，或由乡井合资开课。私塾通常教些人文的修养以及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学问，包括从以识字启蒙教育为主的三字经，千字文，人文基础，考试必考的四书五经，生活修养方面的礼乐，以及能表现个人文学能力的诗文等等。私塾的学习内容，从启蒙到逐步深化，一般顺序是：《三字经》、《百家姓》、《日用杂字》、《千字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礼记》、《吕氏春秋》等，有的选读《女儿经》、《孝经》、《幼学琼林》、《千家诗》、《古文观止》等书，也有的加学《世事应酬》，即契约、媒柬、挽联等内容，以应实用。

清末民初，隰州较大的村镇都有私塾。私塾最多的是州城。那时全城500 户3000 人，学龄儿童不过五六百人，但入学已经比较踊跃，城内私塾已有七八处。办私塾的人大多是本地宿儒名士，他们不完全是以办学为职业，也不完全是收费授徒，不少人是专门讲学传经，也有的是爱才而教，换得晚年自娱。入学的孩子不必经过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资格。拜师后，不收学费的私塾，学生只在春节、端午、中秋、冬至等大节日给老师送礼就可以，礼品的轻重由家境而定，富有者丰盛些，贫苦者简约些。老师授徒一视同仁，绝不以送礼多少而区别对待。收费的私塾，规定学生分春秋两季交纳学课，每人年交学课4000 文，半年交2000 文，书费文具自己准备。

史料记载，清末州城任教知名度较高的先生有：薛雯锦，城内人，道光岁贡，深孚人望，南街薛家巷（县百货公司对面）私塾授徒，从学者30 人。史贯一，城内人，咸丰拔贡，文学卓优，东街上营巷（县第一小学东面）私塾收徒20 人。王尚德，城内人，贡生，北街王家巷私塾收徒10 人，义务授课，不间寒暑。王兆麟，贡生，本州水头人，城内城隍庙私塾授徒14 人，以教学为生。冯时顺，贡生，城内人，北街上草字巷私塾收徒20 人。史如喜，秀才，城内人，以课读为业，私塾收徒15 人。窦思宪，廪生，城郊窑上村人，城内安国寺文昌阁私塾授徒10 人。辛亥革命后，村镇普设学校，只有边远山区少数村里还有私塾，但也面临改变。

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2000 余年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它与官学相辅相成，并驾齐驱，共同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勤苦耕耘，不懈奋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科举考试的影响，私塾的学规极严，订有严厉罚则，体罚为平常事，识字的先辈们几乎都受过体罚，这在教育史上已刻下深深印迹。

私塾规模小，费用低，课程灵活，但对教育的普及依然功不可没。

书院始于唐代，历宋、元、明、清，兴替700 多年。书院或为地方官吏所倡建，官府拨款；或为官吏、乡绅、富商捐款集体创办；或为私人创设。书院聘请名儒讲学，为科举取士之预备场所。清代是书院发展的全盛时期，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隰州知州钱以垲在州城安国寺东，就原有学宫创立紫川书院。碑云：“书院与学校相为表里，盛世右文慎师儒之选。御制训饬士子文颁发各省，其视学校甚重。而又屡饬长吏设乡约所，设义学所以佐学校之教之所不及也。夫朔望讲约，忽聚忽散，各乡义学，口授句读。而黉（hóng）序既立，二者犹不可废。况于书院之设，无少长、无贵贱、无远近，愿学者皆可入于其中。旬有课、日有讲，图书藏焉。期之以圣贤，习之以经济。则夫书院之为教，严于讲约，密于义学，而与学校相辅而行，书院顾不重哉！”碑文将书院与学校各有侧重，相辅并行的功用解释清楚。

紫川书院与隰州学宫东西相应，安国寺居中，前面是讲堂，有诵读的地方；右面是射圃，可骑马射箭；周边种植花柳，其间筑有休息的亭台；宿舍、厨房、马厩、库房应有尽有。尤其显眼的是几株苍翠挺拔的老柏树，堪喻人文蔚起。书院的设计借用洙泗之水皆向西的典故，取紫川水西流入黄河为象，寓灵秀之所钟，寄厚望于隰州学子。书院落成时，隰人顿感紫水增深、龙湫增灵、谷城增瑞、蒲子五鹿诸山增高，山川草木、民风士气焕然一新。

为保证书院的经费，州里给购置膏火田400 亩，让书院收租。乾隆五十二年（1713 年），高阳韩公劝捐兴学，聘品学兼优者来院主讲席，从学者增多；道光九年，襄城张公举荐州绅刘会清重修书院；道光二十八年（1849 年），宁河王公捐廉兴学；光绪十八年（1892 年），知州张公会同大宁、永和、蒲县三县，集资重修紫川书院，聘本城副榜王嘉会为老师主讲席，各县来州城就学的越来越多，书院的学风、文风盛极一时。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提出改革教育，兴办学堂，相继公布壬寅学制、癸丑学制，钦定学堂章程，改书院为学堂，紫川书院从创建到改设历时近200 年，这在隰州教育史上是一段可观的历程。也许有人会说，堂堂一个州，区区几百人的规模，没有几门课程，更谈不上高深学问，和现在一个县比，也差很远，没什么可观可言。这在纵线上看是显而易见的，但放在当时当地横线上看，就会发现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据知州钱以垲说：河东除蒲州、河津、解州、闻喜、夏县外，郡西所有州县都没有书院。隰州道路崎岖、土地贫瘠，百姓以治身力穑为务，柴米油盐为急需，很少关心做官做学问，旧有的学所几入瓦跞，古柏被竖牧折枝、耕牛磨角。能在这种情况下办起书院实属不易，更何况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一块晋西南教育的里程碑！

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实行教育体制改革。私塾书院在名称上被改掉了，但是它的影响并没能一风吹走。隰州知州桑采把紫川书院改为学堂，聘请平陆县老举人张贯三为总教习，本州四区拔贡郝元辰为助教。学正孟步云全力支持，拟用通告招生，考选评定，分班教学，制定学规，严格遵守，定期结业的办法，很快招得新生四十余人，分为两个班。第一班学生有：樊祺、冯纶、冯济、薛忠、梁忠、刘铭等二十余人；第二班学生有：王平、乔枫、康侯、郭德、康富、薛恕、牛祯等二十余人。张贯三老师施教很严，除规定讲读、背诵、记写、课考等制度外，还把学生姓名一律改为两个字，如王致平改王平、梁以忠改梁忠、刘登甲改刘甲等，惜时一字，用心良苦。张老师循循诱导，学生成绩节节提高，就学的新生也不断增加。此时，欧风东渐，中西结合，清政府也推行了一系列兴学育才的措施，隰州学堂教育也有长进，仅考入山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的就有王平、秦俊等十多人，以后出国留学的有冯纶、冯济、康富、郭沛等多人，这批学子在后来的山西各界表现不俗，象阎锡山财政厅长王平，山西大学代校长冯纶等，都是名满三晋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老师张贯三也因教绩卓著声达省垣，宣统年间聘调山西大学堂任教。贯三老师博文约礼，有其传统的人生准则，是山西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和享誉华北的藏书家。隰州人感念张老创兴学堂的功绩，曾题制“教化不迭”四字大匾，悬于学堂大礼堂门额。张老也亲书“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九字大匾，悬于学堂中门，留作纪念。这两块匾虽说是为张老师而悬挂的，但也如实映正了“板上种桃李”的老师们为隰州教育所做的贡献。

革新教育，女学备受关注。旧社会妇女受压迫，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兴办女学阻力很大。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祁县人孟步云任隰州学正，提出兴办女学，得到地方绅士王嘉会、王尚德等的赞助。在城东白衣庵创建了隰州史上第一座女子学堂，由孟步云的妻子郭氏任教。孟老是甲辰科举人，倡导解放妇女，力主妇女放足，这所女学完全录用天足妇女。当时报名入学的妇女有秦育才、曹秀珊、曹秀娥、贠如兰等十多人。宣统元年（1909 年），孟步云调任省女子速成简易师范校长，白衣庵女学由康钦谟接办。这是一所全省州县以下少有的女学，为山区女学开了先河，虽在辛亥革命后一度停办，但为后来办女学奠定了良好基础。

民国初年，隰州改隰县，建置虽然降格，但教育仍在提升。民国六年（ 1917年），全县有国民小学17 所，学生344 人。到民国八年，国民小学增至34 所，学生增至500 多名。课程设置，初有国文、算术、修身、写字、唱歌、游戏等7 门，教材通用文言文，一些乡村还在用三字经、千字文等私塾课本。民国十一年（1922年）增自然课，修身改为公民，国文改为国语。以后自然改常识、公民改社会、游戏改体操、算术加珠算等，教材一律采用新中华课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小学发展到72 所，学生1600 余人，教员83 人。凡学就有进步，就会产生深造的愿望，于是高等小学也陆续办起，而且在一些较大的乡村逐步推开。在何鉴三、李嵉龄等重视教育的县知事推动下，女子学校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些乡村也建立起了女校。县城里还创立女子简易师范，采用省女师教材，增设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刺绣等课程，为两级小学培养出一批女教师。至抗日战争爆发，高等小学先后毕业70 多个班，近2000 名高小生，全县人口中，识字人口的比例相应提高，进步思想的传播速度加快，农村面貌也在悄悄变化。

创设山西省立第九中学校，是民国时期隰县教育一件更有意义的大事。国八年（1919 年），山西省立第九中学校在隰县创设，当时，三晋大地仅有8 个省立中学，第九个能建在隰县很不简单，不少县市都在争取，其中霍县是较近的竞争对手。隰县人以渊源的历史、独特的区位、超人的智慧，赢得专家、学者和决策者的支持，拿回了九中的办校权，委任霍县人刘裕德为校长，校址选定在县城南关圣境寺。

圣境寺是隰县古寺，俗称“大西天”，寺前有东岳大帝行宫，寺后是诸佛宝殿，创建于明万历年间，规模宏敞，名满晋西。行宫上下建有100 多孔砖窑，可供办公或做宿舍。刘校长大兴土木，经营不善，把本可利用的建筑全部拆除，让新生先在城内城隍庙开学上课，涉嫌牟取私利，被控撤职。继任校长李临嶽是虞乡人，在职一年半即它调。后任柴继羔是荣河人，优师毕业，有办学热忱。面对经费困难，能想方设法，征得隰、大、蒲、永四县同意，每县每年补助学校600 元，增办一个特别班，招收四县学生。这样加上省厅经费4624 元，差不多7000 元，不但能增聘教师，还增修起阅览室、图书室、仪器室，开辟出网球、篮球、足球等场地，使学校初具规模。柴校长任职期间，聘隰县人张学常为学监。张学识渊博，执教严谨，还通医道，师生有疾病就及时诊治，深受师生敬畏，教和学都能刻苦认真。九中的校训是“诚实勤爱”。

校歌是：

紫川横流灵秀钟，济济多士垂九中，

菁莪盛、玉树繁，有造有德作育扬周风，

通新旧、贯西东，教师自无穷，

克勤克俭，唐俗最可崇，

洪炉陶铸，人文蔚起今夕同，

光阴莫错过，一鼓作气图成功。

校训和校歌对师生有约束和激励，但也经受着师生要求进步和民主的考验，加之部分学生少不更事，学校疏于管理，九中也出现过纪律涣散的问题。柴校长训斥之余曾戏题十七字诗寄讽：

深夜不安眠，终朝不起床，上课铃已响，用饭！

堂上不听讲，课后更茫然，一旦临考试，着慌！

耳闻车子响，心似箭上弦，大门不敢走，跳墙！

民国二十二年，各县普设中学，山西省立第九中学校改为“隰县中学”。“七·七”事变，抗战开始，日军入晋，太原失守，阎军溃退隰县，学校被迫停课。其后又经日军浩劫，学校残损殆尽。九中从创校到毁损（含隰中阶段）18 年，招生15个班（含隰中5 个班），毕业14 个班600 名学生，为山区培养出一批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投身抗日，参加革命，为祖国效力，为家乡争光，如解学恭、张中林、王觅轩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民主县长彭若涛（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高教厅厅长）主政隰县，恢复学校，选训教师，倡导战时教育，推行中心学校制度，实行男女合校，突出战时特点，编印新教材，推动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晋西事变后，驻留隰县的省办客校有进山中学、青年干部学校、省剧校、省三校和民大八分校等四、五处，其中不乏爱国进步人士，对隰县教育也有过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