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碣读史

悲夫

古人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圆首形的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秦始皇刻石纪功，大开树立碑碣的风气。东汉以来，碑碣渐多，有碑颂、碑记、又有墓碑，用以纪事颂德，碑的形制也有了一定的格式。后世碑碣名称往往混用。

隰县文管所收藏的碑碣有205 通，年代从隋至民国1300 年间的碑碣，以明清时期为主。其中，元代以前7 通，明代13 通，清代67 通，民国6 通。另外，无碑碑文101 件。按内容分，有历代名人神道碑、功德碑、墓志；有创建、重修、增修庙宇、衙署、寺观记事碑；有记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灾荒、宗氏家族、乡规民约以及自然风景等方面的记事碑，可谓无所不有、无所不包。这些金石铭刻以其独特的视角，从不同方面映射出隰县悠久的历史文化，数量虽少，但以一斑窥豹，是一部记载数千年隰县历史文化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隰县最早的碑碣，一是《隋造像碑》，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十年（600 年）刻石。沙石质，四面上部刻一佛二菩萨，下部刻经文，字迹大多漫漶不清。1998 年出土于隰县午城镇寺坡村，现藏隰县文管所。

此碑由于字迹大多漫漶不清，不能准确译意，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推测，此碑文记载的是寺坡村法云寺的佛事。据《山西通史》记载：大隋开运，佛教重兴。开皇元年（581 年），文帝于五台山始建东台望海寺、南台普济寺、西台法雷寺、北台灵应寺、中台演教寺，供五方文殊。大业十一年（615 年），炀帝至五台山西埵避暑，巡礼文殊圣境，优礼五台名僧，建造寺院。寺坡法云寺就是在这个时候创建的，故立此碑纪念。

二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五代十国时后汉刘承祐乾祐元年（948 年）刻石。青石质，仅存幢身，八角柱状，2000 年出土于隰县午城镇寺坡村法云寺，现藏隰县文管所。

此碑文多为佛教术语，无法准确译文。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唐代中期，佛教建筑中增加了一种新的类型——经幢。“幢”原指佛像前所立用宝珠丝帛装饰的竿柱，后改为石刻。置于殿前庭院内，成为永久性的佛教小品建筑形式。经幢一般由幢顶、幢身和基座三个部分组成，主体是幢身，刻经文、佛像等。五代、北宋，经幢发展达到高峰，数量更多，形制更繁。

隰县标志性建筑碑碣，一是《千佛庵碑记》，明毅宗朱由检崇祯十六年（1643年）立，原立于（千佛庵）小西天内，此碑已佚。《隰州志》载杨季淳撰文。杨季淳时任隰州州判，浙江金坛人。据《隰州志·卷二十四·艺文》记载，此碑文主要讲述了小西天的开山祖师东明禅师创建小西天的过程和小西天的位置、规模，以及小西天博大精深的佛教思想、美学价值和建筑风格，是留给后人研究小西天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

二是《知州宋载赓重修大观楼记》，无刻石年月。据碑文内容看可知此碑当为清文宗奕詝咸丰六年（1856 年）刻石，此碑已佚。录自《续修隰州志·卷二·城池》。陈燧撰文。陈燧，浙江永嘉人，时任隰州知州。此碑文讲述的是知州宋载赓重修大观楼的过程及大观楼的地位和影响。如碑文所说“隰郡环治皆山，有楼翼然，耸乎其间，曰‘大观’。址不盈亩，而隐蔽阛阓，吞吐林麓，控连堵雉，萦绕河带。如舞凤然，昂者矫翮，而九苞凌风也；如蟠龙然，扬鬣鼓颌，而珠采照空也。余始至隰，见夫城郭宫室，咸逊河东诸郡，而惟此楼巍焕当途，足以扼重列邑，其气象亦雄矣哉！”

歌功颂德的名贤功德碑碣。这些碑多为表彰有政绩的官吏和有声望的社会贤达所立，记录着古今官员的政绩，追述着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这些碑碣为深入研究这些历史名人，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现在保存较好的是元代人物碑记《韩升墓碑》，元惠宗妥欢帖木耳至正元年（1341 年）刻石，青石质，螭首龟趺，通高260 厘米，宽180 厘米，阴刻，楷书。40 行，满行83 字。至正元年岁次辛巳四月吉日，孝孙肯播，曾孙忠立石，石工贺振，贺仲祥刊。位于隰县城南乡五里后村塬上。

此碑是隰县现存碑碣中的精品，文笔精到婉约，书法神清气雅，可供人们览赏，可补史阙之不足。

文教薪传的教育科举碑碣。这些碑碣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开隰州学风的《新建紫川书院记》，无刻石年月，据碑文内容和《隰州志》记载可知此碑当为清圣祖玄烨康熙四十四至四十八年间（1705—1709 年）刻石，此碑已佚。录自《隰州志·卷九·学校》。钱以垲撰文。

碑文记载了钱以垲新建紫川书院的前前后后，是清代办学育人的重要见证。

历代群众运动碑碣。最典型的是记载义和团运动的《大英国教师白牧师守真（师母根氏）之德教碑》。清德宗载湉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刻石。现存城内基督教堂中。碑身高190 厘米、碑宽77 厘米、碑厚15 厘米。圆首沙石，楷书。

碑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02 年），内容记载英之苏格兰人白牧师来华传道的经历，以及因义和团运动，携眷及二位教师逃于大宁、死于闻喜的经过。此碑是州衙出资、基督教会刻石，当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辛丑条约”的产物。

发起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被清政府保守势力利用后，在“扶清灭洋”的幌子下，随着山东巡抚毓贤调入晋省，迅速传入山西。隰县当时为直隶州，是运动声势较大的地区之一。

光绪庚子春，骞家庄人郝有才、坊底人马履泰早已酝酿起义，石口人张大发、昙索里夹道村秀才张学铭已在当地树旗，陶化里沙洼村韩三厮和谢思气、村秀才李荣贵、村民李银锁在康城一带发动青年农民百余人举旗响应。数月之中，义和团旗帜飘扬全境，声势日盛，并公推郝有才为首领，总部设在城北天宁寺。

各地义和团在形成之初，反帝爱国旗帜鲜明，不和洋人同流合污，因此很得人心。少数教徒，素常倚仗教势，鱼肉乡里，与贫民结有怨隙，故对农民起义怀恨在心，矛盾日益尖锐，纠纷时有发生，最终冲突爆发。起初，知州崔澄寰按清政府“扶清灭洋”、“奉旨灭洋”的旨意，给义和团活动开了绿灯。后因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慈禧太后只有剿灭义和团才可以恢复同各国的关系，让联军撤离北京以保住自己的权力。所以，又将屠刀伸向了义和团。隰州知州崔澄寰遂改变态度，下令不让义民进城，有违者下令诛杀。各路义民义愤填膺，相商攻城，结果屡战屡败，愤恨之余，转至西坡底，捣毁天主教堂，杀死教民一人。韩三厮与另一个头目解国全率众日夜兼程百余里，翻越密布森林的石马沟，焚烧荷兰人设在解家洼村的天主教堂，杀死一贯图谋不轨的陈顺虎等教民数十人。这时，住在城内南街基督教堂的英籍牧师白守真惊恐万分，祈求崔知州保护，但崔摄于义和团威力，不敢庇佑，令其出走。白逃到大宁，后又逃到闻喜，逃来逃去，未能逃命。此后不久，清廷已向外侮屈膝，对义和团进行血腥镇压，隰州上百名义民死于屠刀之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大英国教师白牧师守真（师母根氏）之德教碑》，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清晰的时代背影：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自发的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它虽然存有笼统排外和宗教迷信等局限性，但它代表了中国的民气，打乱了列强各国瓜分中国的计划，其历史功绩不容否定。

复业、禁山、开渠、禁赌碑碣。一是《上留里复业碑记》，无刻石年月，据碑文内容和《隰州志》记载，可知此碑当为清圣祖玄烨康熙四十四至四十八年间（1705—1709 年）刻石，此碑已佚。录自《隰州志·卷二十四·艺文》。刘（ niè）撰文。

碑文记载，古隰州本来有三十里（相当于后来的编村、行政村），从康熙十五年以来，因遭遇艰难，上留这个村子，人跑光了，地撂荒了。前任知州想方设法替上留村补上税赋，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三十多年来官府老替补税，耕牛种子成为全境百姓的负担，没给一个村子带来好处，反而给一州百姓带来损害。自从知州钱以垲上任以来，把跑出去的人召集回来，劝导他们恢复生产生活。又因为这个村子要交的公粮多而人口少，怕完成不了国家税收，就出告示，招募四周外村的良民落户上留村，统一按照土地的好坏，生产劳动的轻重平均划分，集合全村人一块儿形成条约，用红笔写好保存。这就使得这个村的人，过去流浪漂泊的，现在都有了家园土地，别地的良民过去没有产业生活的，现在都有了固定的产业。而且州治的百姓也免了过去替上留村所负担的耕牛种子，这就为上留村做了一件好事，为隰县人消除了一件坏事。因此没有一个不心悦诚服的，尤其是上留村的人更是感激鼓舞，想立碑告知后世。

一块石碑，一场灾情，一件救灾史，一个安抚政策的出炉，可谓用心良苦，民生在心。

二是《禁山碑》，清文宗奕詝咸丰元年（1851 年）刻石。现存黄土镇紫荆山中。贾淋基撰文并书丹。贾淋基，隰州谙正人，清光绪年间廪贡。

碑文记载：清代咸丰元年，谙正村东紫荆山龙尾寺前后有自生柏树几千万株，然而邻村多有匪窃取，贾淋基和纠首、住持共同商议严禁滥牧耕樵窃伐或失火延烧。窃伐者罚钱十千文，牧伤林木者三千文等，并亲自撰文、丹书《禁山碑记》，硬是禁住了窃取者，使紫荆山的千万株柏树免遭窃伐，郁郁葱葱，长青不老。古人保护山林，重视生态，维系赖以生存的家园，维护公序良俗之情不可谓不深。前人如此，今人更应如此，使我们的生存环境更好。

三是《上司徒村东河湾新开水渠碑记》，清穆宗载淳同治二年（1863 年）刻石。现存午城镇上司徒村中。生员杨世禄撰文书丹。碑文记载村人友好协商、修渠引水浇灌百十亩地经过。类似情况在全县还有不少。旧时，不仅官府修渠，民间也自发兴修水利，虽然不能水尽其用，但从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农业的发展。

四是《南关厢禁赌碑志》，清宣宗旻宁道光十八年（1838 年）刻石。原存放县城南关关帝庙中，现此碑已佚。

碑文记载：南关厢因道光十二年城乡流棍赁房开场，扰害居民，十三年倡议禁赌，安静六年。到十八年（1838 年），厢中不法之徒仍行开场，引诱子弟赌玩，即是良善不安之渐复起。幸逢州主出示禁赌之期，立石严禁，抄录告示嗣后。如有开场之人，着乡地稽查禀官究治，以垂久远云尔。

周大老爷禁赌告示于左：照得开场聚赌，例禁綦严。设有犯案到官，轻者枷杖，重者充军。若有无赖匪徒竟敢开场聚赌，引诱良民子弟，一经访获，或被告发，定行照例究办，决不姑宽。各宜禀遵毋违特示。

右仰通知实贴南关厢该乡地稽查。

道光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合厢纠首乡地仝立。

类似的“禁赌碑”在我县石刻文物中并不少见，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背景、民风民俗等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对如今的公德教育也有现实意义。

更多的碑碣散见于全县各地的墓葬、寺院和道观，多是记载碑主其人其事，或出家人崇佛敬道，追思先人。隰县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遗存。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立碑题文，镌石纪事，以示后人中得以保存。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碑碣在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史书的舛误方面，在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方面，无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